bet9官网 > 战史 > 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方面,认为法律本质上是阶级意志的观念表达

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方面,认为法律本质上是阶级意志的观念表达

发布时间:2020-01-25 07:28    浏览次数:

摘 要: 马克思法学思想奠立于对传统法学的变革和超越。构建“法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实践使马克思意识到了传统法学的困境。基于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三重维度的批判,马克思克服了传统法学割裂应有与现有的局限,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观。立足于此,马克思对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科学解答,构建起自己的法学思想:一是揭示了法律的本质和根源,认为法律本质上是阶级意志的观念表达,根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及其利益对立;二是剖析了法律的阶级属性,认为统治阶级不但决定着法律的制定,而且主导着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三是澄清了法律的生产机制,认为统治阶级的法学家是法律这种独特精神生产的主体,他们负责将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法权关系上升为法律精神和意识形态;四是揭批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和局限性,在肯定资产阶级法律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批判了其维护资产者权益的虚假性和虚伪性;五是对无产阶级法律及其建构原则进行了阐发,揭示了法律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本质联系,指出了无产阶级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实现途径。马克思法学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它所蕴含的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予我国法治建设以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向引导。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方面: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方面: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笔者看来,正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促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批判性地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关键词:马克思法学思想; 唯物史观; 法治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

批判;社会科学;马克思;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聂海杰,男,开封市尉氏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郑州轻工业学院思政部。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bet9九州入口九州最新 ,作者:邹诗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存在政治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等古典或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社会科学”。不过,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上述古典或近代的“社会科学”从整体理论到具体学科形态的前提批判,带来了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并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原文出处:《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把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方面: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笔者看来,正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促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批判性地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首先是法学或政治学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法学或政治学,实际上是特殊的学科,即为特殊利益阶层服务的学科,换句话说,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毅然从法学转向哲学这一本质上包含着“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思想志业,不同于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法学派之延续且进一步巩固浪漫主义及其保守主义,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依然停留于宗教批判,马克思毅然告别浪漫主义传统,告别宗教批判,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批判,而当其政治批判确定为资产阶级的批判并将资产阶级的法及政治理论看成是意识形态时,即表明其对法学及政治学的决裂,这一决裂同时标志着欧洲法学与政治哲学传统的近现代转变。

马克思的法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传统法学的困境,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前提批判,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观。立足于此,马克思对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理清了法律的本质、根源、阶级属性和生成机制。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揭示了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及其局限,并就无产阶级法律及其建构原则作了深刻阐发。这些思想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全面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当然,对黑格尔式的“哲学”,马克思同样持批判立场。对法学与政治学的决定性的批判,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进行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消灭哲学”,实际说来,是“扬弃”和“终结”黑格尔哲学,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哲学”,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工具变成改变世界的理论或方法,从“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观念论或唯心主义,有其纯粹的甚至是辩证法的外观,甚至有稳定的贵族与人文气质,但远离现实实践及人民情怀,带着“醉醺醺的思辨”与“庸人的尾巴”,因此必须将哲学从理想的云端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这一坚实大地。

一、马克思对传统法学困境的认识

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存在政治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史学等古典或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社会科学”。不过,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上述古典或近代的“社会科学”从整体理论到具体学科形态的前提批判,带来了社会科学的近现代转型,并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

告别宗教批判,告别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派,且扬弃“哲学”,进而“坐实”唯物史观,使得马克思聚焦于社会生活:一方面是对市民社会展开批判,另一方面是借此展开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两个方面均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市民社会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天然领域,也是旧唯物主义与国民经济学的专属领域。与此同时,市民社会所指向的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却又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最本质的规定,但是,必须在新唯物主义暨唯物史观中对物质生产进行重新规定,以摆脱其对市民社会的从属性。这同时也是对人本质的新的规定。“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马克思提出“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并将人的本质现实地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当马克思希望建立与其人类解放旨趣相符合的“惟一的实证科学”即“人的科学”时,即给出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根本立足点。

马克思出身于法学世家,其祖父和伯父是著名的法学专家,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知名律师,曾经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的法律顾问,多年来一直担任特利尔律师协会主席。[1] 青年马克思一度深受其父亲的影响,经常与父亲探讨交流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法学思想。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家庭氛围影响下,马克思在大学时代选择了法学专业,主攻法律。

首先是法学或政治学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法学或政治学,实际上是特殊的学科,即为特殊利益阶层服务的学科,换句话说,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己毅然从法学转向哲学这一本质上包含着“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思想志业,不同于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法学派之延续且进一步巩固浪漫主义及其保守主义,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依然停留于宗教批判,马克思毅然告别浪漫主义传统,告别宗教批判,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批判,而当其政治批判确定为资产阶级的批判并将资产阶级的法及政治理论看成是意识形态时,即表明其对法学及政治学的决裂,这一决裂同时标志着欧洲法学与政治哲学传统的近现代转变。

就学科发展史而言,古典社会理论传统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古典社会理论传统有三种,分别是马克思开创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斯·韦伯创新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与他们的年龄差距相当,马克思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形成早于另外两位古典社会理论家足足50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及其由此展开的人类社会的构造,从而不仅开创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开创了整个古典社会理论,并直接将社会科学带入现代。

进入波恩大学后,马克思涉猎了许多法学典籍,先后学习了六门法学专业课程:《法学全书》《法学纲要》《罗马法史》《德意志法学史》《欧洲国际法》《自然法》。他深受当时两位杰出法学教授影响:一个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另一个是爱德华·甘斯。萨维尼是历史法学派的代表,甘斯是黑格尔法学派的代表。这两个学派的对立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而且表现为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历史法学派主张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诉诸历史,以引出现实法律的基本要素。[2]80作为黑格尔的信徒,甘斯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法学思想的基本原则,赋予其不乏激进色彩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他看来,“绝对精神”绝没有在黑格尔指认的普鲁士国家道成肉身,受其辩证本性决定,它必将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自身本质更为充分地展现。因此,甘斯认为,历史法学派的症结就在于他们否认了法的能动性。“如果他们想把这种理解和这种力量换成过去时代的编年史或历史学派的法典,那结果多半会是一个不中用的代用品。”[2]84总的来说,甘斯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运用到法学研究中,极力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辩证联系,并认为法律与世界历史发展之间是内在共生关系。

当然,对黑格尔式的“哲学”,马克思同样持批判立场。对法学与政治学的决定性的批判,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进行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消灭哲学”,实际说来,是“扬弃”和“终结”黑格尔哲学,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哲学”,将哲学从解释世界的工具变成改变世界的理论或方法,从“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观念论或唯心主义,有其纯粹的甚至是辩证法的外观,甚至有稳定的贵族与人文气质,但远离现实实践及人民情怀,带着“醉醺醺的思辨”与“庸人的尾巴”,因此必须将哲学从理想的云端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这一坚实大地。

在马克思那里,从法与国家哲学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最终集中为从《巴黎手稿》到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批判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稍稍后移,实际上是市民社会批判的具体展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如果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辩护理论,且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德国人则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变成“国家学”,那么,马克思则通过把社会关系的批判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决定性地开创了资本主义批判这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形式。

告别宗教批判,告别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派,且扬弃“哲学”,进而“坐实”唯物史观,使得马克思聚焦于社会生活:一方面是对市民社会展开批判,另一方面是借此展开未来社会的构想,这两个方面均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市民社会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天然领域,也是旧唯物主义与国民经济学的专属领域。与此同时,市民社会所指向的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却又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最本质的规定,但是,必须在新唯物主义暨唯物史观中对物质生产进行重新规定,以摆脱其对市民社会的从属性。这同时也是对人本质的新的规定。“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马克思提出“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并将人的本质现实地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当马克思希望建立与其人类解放旨趣相符合的“惟一的实证科学”即“人的科学”时,即给出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根本立足点。

就学科发展史而言,古典社会理论传统真正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古典社会理论传统有三种,分别是马克思开创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斯·韦伯创新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与他们的年龄差距相当,马克思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形成早于另外两位古典社会理论家足足50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及其由此展开的人类社会的构造,从而不仅开创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开创了整个古典社会理论,并直接将社会科学带入现代。

通过对上述古典或近代的诸社会科学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形成了唯物史观。在那里,唯物史观原则地确定为社会存在和意识的支配与反映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则表达为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多重要素及其决定及反映关系的社会发展动力结构。其中,生产力是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之上形成社会生产关系,二者统一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并且解释相应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及其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统一,即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机器)与由其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体,除观念上层建筑外,社会意识形态还包含既由观念上层建筑所制约,但又不能简单与之等同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意识。与从生产力经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若干要素的层层递进的决定作用相对应,从社会意识经过若干环节直到生产力,同样构成层层逆推的反映或反作用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实是日益复杂的现代性诸因素的结构,因而本身就是总体的现代社会科学。

在马克思那里,从法与国家哲学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最终集中为从《巴黎手稿》到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批判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稍稍后移,实际上是市民社会批判的具体展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如果说,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辩护理论,且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德国人则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变成“国家学”,那么,马克思则通过把社会关系的批判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决定性地开创了资本主义批判这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形式。

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结构的主线,即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这里的政治批判,不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批判,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出来的人从政治社会的解放。凭借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既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观念论区分开来。在那里,对物的关系的批判要求转化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拜物教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关联在一起,社会存在作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亦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由此揭示社会权力何以必然构成与社会实在的紧张与矛盾关系,诸社会关系何以通过内在的矛盾冲突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阶级解放何以经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进而构成“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必然要定位于批判性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理论,这些理论正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通过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将社会科学整体性地带入现代性社会,带入现代性社会主动或被迫卷入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家学、历史哲学甚至于实证主义,都直接成为确证社会科学的西方性时,正是通过揭示近代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本质的西方性,通过超越西式民族国家并面向人类社会的积极建构,唯物史观得以建构人类性的社会科学范式,进而向非西方世界全面开放,并在成就非西方的民族及国家的独立解放及其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开放性的全球视域中,建构非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

通过对上述古典或近代的诸社会科学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形成了唯物史观。在那里,唯物史观原则地确定为社会存在和意识的支配与反映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则表达为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多重要素及其决定及反映关系的社会发展动力结构。其中,生产力是作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之上形成社会生产关系,二者统一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并且解释相应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及其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统一,即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政治上层建筑与由其决定的观念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除观念上层建筑外,社会意识形态还包含既由观念上层建筑所制约,但又不能简单与之等同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意识。与从生产力经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若干要素的层层递进的决定作用相对应,从社会意识经过若干环节直到生产力,同样构成层层逆推的反映或反作用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实是日益复杂的现代性诸因素的结构,因而本身就是总体的现代社会科学。

唯物史观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石,但唯物史观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应当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域。依马克思当年的判断:“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基于唯物史观展开的现代社会科学建构,同样来日方长。列宁曾将唯物史观看成是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的社会学”。不过,唯物史观同样应当成为理解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法,并由此展开与当代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对话。

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结构的主线,即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这里的政治批判,不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的和实践的批判,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出来的人从政治社会的解放。凭借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既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观念论区分开来。在那里,对物的关系的批判要求转化为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批判,拜物教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关联在一起,社会存在作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亦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由此揭示社会权力何以必然构成与社会实在的紧张与矛盾关系,诸社会关系何以通过内在的矛盾冲突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阶级解放何以经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从而达到人类解放,进而构成“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必然要定位于批判性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理论,这些理论正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通过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将社会科学整体性地带入现代性社会,带入现代性社会主动或被迫卷入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家学、历史哲学甚至于实证主义,都直接成为确证社会科学的西方性时,正是通过揭示近代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本质的西方性,通过超越西式民族国家并面向人类社会的积极建构,唯物史观得以建构人类性的社会科学范式,进而向非西方世界全面开放,并在成就非西方的民族及国家的独立解放及其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开放性的全球视域中,建构非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

现代理论空间一直在呈现这一场艰难对话,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显然并未完全领会并接受唯物史观。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看上去经历了从“国家学”或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范式到现代性社会自觉的范式的转变。社会哲学、社会学的形成以及社会理论的建构是标志性事件,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学科成果。经济学的现代转变也自觉吸纳了社会学及社会理论。约翰·穆勒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融为一体,形成了折中主义经济学,正是通过吸纳社会学资源,斯密与李嘉图的客观价值论逐渐为查文斯、门格尔及瓦尔拉斯等的客观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所取代,而凯里的再生产理论则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并构成其《社会科学原理》的主要思想,马歇尔则超越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理论,复兴政治经济学传统,将国家学与市民社会两大古典经济学传统熔为一炉,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这些努力中,实证主义获得了全面的振兴,并成就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

经济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显学,其现代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唯物史观。但西方经济学的现代转变,实是在延续市场逻辑及其“需要的体系”,并且,欲望化的消费主义,看上去越来越有理由撇开所谓生产过剩的基本事实,事实上倒过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内在环节”,就连第二国际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不得不迁就此类经济学的冲击。但是,这些趋向显现出这样一些理论事实:其一,其中的很多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事实上直接把唯物史观看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反对的经济决定论;其二,一些努力依然延续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在历史高度上无法企及唯物史观。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企图开放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努力,很多正是源于唯物史观的灵感,韦伯、凯恩斯、熊彼特、科斯、吉登斯即是如此,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更是如此。西方经济学将唯物史观局限为经济决定论并因此将《资本论》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固化为生产理论的做法,又表明其与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巨大差距。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拒斥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学说的地方,正是现代经济学误读唯物史观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并因此呈现自身缺陷的地方。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据,即市民社会即物质生活方式的生产(物质生产),黑格尔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使之服从于国家。唯物史观的卓越贡献在于,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存在论性质的逻辑,并使之脱离特殊阶级,即市民等级也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进而提升为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此,“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乃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与目标。相应的,《资本论》及其剩余价值学说并非是基于生产逻辑对消费逻辑的拒斥,而是二者之支配与反映(反作用)关系的揭示。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断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放任,其用消费逻辑掩盖生产逻辑,其从属的主体依然还是市民社会或非社会的国家。就此而言,经历了现代转变的西方经济学,甚至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对日益加剧的生产过剩及其金融危机现象进行艰难而又乏味的辩护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依然还在延续庸俗经济学的路数。

(作者:邹诗鹏,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TOP